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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标题：左手流浪，右手生活——玉林城市流浪者的生存调查）

流浪，无根的人生

流浪，像浮萍一样生活

台湾歌手齐豫有一首歌《橄榄树》被全球华人传唱，歌词唱道：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！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”，歌曲的旋律有点忧伤，但是也赋予了流浪者一种浪漫的情怀。然而在记者接触到的真正流浪者中并没有如此的情怀，他们每天的最大目的就是活下来，无论饮食有多么肮脏，居住是多么的恶臭。

在一帮年轻人酒足饭饱后，在一旁观察良久的韩文静走过来，迅速地把一点残羹剩饭倒在一只漆已经大片脱落的碗中，然后再缓缓走开，并不理会旁边食客厌恶的目光。而这些剩饭剩菜将成为他和老伙伴——羊舌新的晚餐。

自从5年前流落到玉林，他们就在此“定居”了下来，主要原因是玉林的冬天不太冷。居住曾是他们的难题，特别是在冬天里，可以遮挡寒冷的桥洞、报亭、银行自动取款处等成为流浪汉争夺的地方，年老体弱的他们敌不过年轻体壮的流浪汉，只得一次次重新寻找避寒的地方，又一次次被赶走。在这个城市呆不下去了，又流浪到另一个城市。

而玉林是他们觉得最舒服的地方，“这里的天气暖和，人也很好。”羊舌新说。冬天时附近的居民会送来旧棉衣或旧被子，平时也经常带点饭菜或吃的过来。

“我78岁，流浪了70多年。”羊舌新命运多舛，2岁时父母双亡后被人收养，5岁和养父走散后就四处流浪。66岁的韩文静也是山东人，8岁时因为后妈对自己不好，小小年纪便离家出走，后来他在山西一家煤场做矿工时因一起事故而导致腿断了，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四处流浪。两人1990年在桂林相遇，羊舌新流浪到桂林时，因为两条腿生疮溃烂疼痛难忍，躺在街边失声痛哭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韩文静到药店买来药水给他涂擦，自此两人结伴流浪，破旧的三轮车是桂林一位好心人送给的，自此就成了他们遮风避雨的家。

他们是城市流浪者的一个缩影，在桥洞下，道路旁，树根底，都曾出现过流浪汉的身影。有的孑孓一人，有的三五成群，但都过着居无定所，吃无定餐，无依无靠的生活。

流浪，一种辛酸的生活方式

《橄榄树》的流浪者是为了“梦中的橄榄树”而流浪，羊舌新等流浪汉则折射出个人、家庭、社会的种种缺陷和无奈。

“我们没有家，但我们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”羊舌新说他从小就没有了父母亲人，上世纪60年代他到新疆军团某部队喂马时，部队曾承诺为他办理户口，谁知1980年遇到了大裁军，户口没办成，成了不折不扣的“黑户”，没有户口，没有身份证，其他的什么也都没有，他们走到哪，哪里就是家。

“有些人是没有家，回不了家；有一些却是不想回家，不愿回家。”庞扬礼告诉记者，在救助管理站，他们接触得更多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。贵港的黄贤（化名）虽然年仅11岁，却已经是救助站的常客，记者曾跟随工作人员将他送回贵港。黄贤的父亲黄重朋说，他是来宾人，带着孩子到贵港打工，由于工地时常要赶活，很少能照顾到孩子，孩子在社会上结识了一些“朋友”后时不时会跟着他们到处流浪。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候勇告诉记者，不少流浪儿童都存在类似的情况，不愿上学不愿受家人管束，他们往往结伴或独自出行，在没钱没东西吃又想回家的时候就到救助机构求助。

黄贤算是比较幸运的，然而有的流浪儿则命运悲惨。博白县的陈广（化名）9岁那年离家出走，后来被拐卖到宁夏石嘴山的一家马戏团表演，在经历了长达5年非人的折磨后被好心人发现报警，玉林救助站连续行车三天三夜将其接回玉林，终于和家人团聚。16岁本是花一样美好的年龄，但另一位博白男孩覃博（化名）也经历了种种恶魔般的遭遇， 他13岁时在网吧上网睡着了，醒来后不敢回家怕被家长骂，于是在2011年晚离家出走，步行至玉林流浪大半年后被骗去广东汕头市一棉被加工厂做童工，一天干活十六七个小时，不发工资不准出门，稍不注意就被工头用鞭子抽，曾逃跑过三次均被老板抓回来，后来于2013年2月成功逃脱，在街上流浪时被遣送回家。

有些流浪者则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。他们或者已经完全迷失了，或者已经被家庭抛弃。他们全身裸露而没有任何羞耻感，有些精神病女流浪者甚至成为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工、流浪者或者老年人性欲的发泄对像。

“为什么流浪？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被正常社会生活排斥在外、脱离正常轨道的人。”玉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何林说，一个正常的人，会在家庭、亲友、工作等社会关系的联结中生存；脱轨者则因种种原因，从这张大网中剥离下来，无依无靠，消弭了过去也没有未来，成为社会的“异乡人”。

救助，遭遇非求勿助的尴尬

在普通人看来非常辛酸的生活，然而对一些流浪者来说，流浪是他们最好的生活方式。

“这里很好，这样已经很好了，不需要不需要。”当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提出在站里单独安排一个房间，让羊舌新和韩文静安家时，没想到被他们拒绝了。羊舌新说，“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”。由于羊舌新脚部溃疡，韩文静曾患中风，庞扬礼提出带他们住院治疗，也被婉拒了，“如果可以，你们送点药吧。”面对工作人员的热情，两位老人只好勉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

“这就是我们的尴尬所在。”庞扬礼说，流浪者的生活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，一些热心市民曾为流浪汉打来求助电话，但往往是救助站派人去却遇到不接受救助的结果。从流浪者的角度来说，他愿意在这里呆着过这样的生活，是他的自由和权利，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权干涉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请送给更困难更需要的人，送到灾区和贫困山区去吧。”面对救助站送来的矿泉水和八宝粥，两位老人的话却让在场的人都肃然起敬，尽管他们无依无靠，居无定所，没有任何生活来源。羊舌新说：“我们不乞讨，但有很多好心人给我送吃的喝的，生活没问题。” “我虽然有病，但可以通过自己锻炼治好。”韩文静一瘸一拐地走到记者面前，指着自己的一条腿这样说。“这样的尴尬背后显现的是人性的光环。”何林说，从这两位老人的一举一动，可以看出他们虽然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。

救助，一座城市的担当和温情

市民的爱心善举

轮椅歌手翟湘林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不能行走，2009年流落到玉林，以卖唱兼贩卖碟片为生。他还带着一个未满5岁的女儿，自从女儿1岁2个月起，两人就相依为命，一个异乡的残疾人带着一个小孩生活其艰难可想而知。

幸运的是他遇上了许许多多善良的玉林人，房东只收很少的房租，左邻右舍了解他们的情况经常给他们送这送那，女儿在南环实验小学幼儿园上学，陆园长减免了大部分的学杂费，对门的黄医生不仅免费给父女俩看病还经常送些生活必需品。“我的女儿名字叫爱心，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众多爱心人士的感激之情。”翟湘林动情地说。

而记者也曾经报道过多起热心市民发起的给街头流浪者送冬衣、棉被、送热粥等活动。有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，在玉林的论坛网上，出现了一条《送粥给流浪者，征集热心人》的帖子，受到了许多爱心网友的关注，他们纷纷跟帖留言表示支持。网友“卡咪咪”说：“在寒冷的冬天，能让这些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的流浪者喝到一碗热乎乎的粥，我们的感觉非常好！”

在商量好注意事项后，几位网友骑着摩托车载着爱心粥，穿过大街小巷，沿途寻找有流浪人员逗留的地方。当看到有流浪人员在路边，就马上停下车，把热粥、面包以及御寒衣物送给他们。

网友们几乎走遍了玉林市区的所有主干路段，给能看到的流浪人员都送上了热粥和面包。热心网友“汪洋”说：“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，但是我想呼吁一下让身边周围的人能献出自己的爱心，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弱势群体，也希望有能力的人多做一些公益事业，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些弱势群体。”

政府救助是“及时雨”

在玉林市特殊学校，记者看到兴业的梁小刚（化名）正和同学们一起上课，老师说他比刚来的时候有了好转。庞扬礼告诉记者，梁小刚今年8岁，自小患有自闭症和多动症，去年在兴业街走失流浪，家人找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就报警，救助站接到小孩后根据其家庭及本人的特殊情况将他送到特校治疗。

“有部分流浪者是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，找不到自己的家和亲人了。”在玉林市第四人民医院，也收治了几十名患精神疾病的流浪汉，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照顾和治疗。

多年来市救助管理站一直不折不扣地履行着社会救助的重要职责，仅去年，该站就共开展巡查活动239批次，出动救助工作人员1415次，共接待求助人员5000多人次，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服务4710人次，其中救助流浪未成年人206人次，实施跨省、市接送关爱帮扶、源头防治、控辍保学、生活安置、返校复学、教育转化等专项服务32人次。

让社会成为流浪者的家

建立更完善的救助体系

“救助站里的扶助是必要之需，但只能解一时之急，非治本之策。像戒毒之人时时会出现复吸一样，‘复流’现象也屡屡出现。要从根本上让流浪人员归于社会正轨，必须建立长效机制。”庞扬礼说。

庞扬礼建议，政府要拥有强大的资源调度能力，可以在制度上和人力物力上做常态性的安排，应该建立起一个融民政、公安、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、医疗救助、精神救助等为一体的政府救助体系。比如，对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户口的流浪人员给予就地入籍，将他们纳入正常的社会管理体系；为困难家庭和人员提供有效的就业和择业途径，帮助他们找到生存之道，重新自食其力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病残人员，给予更充足的扶助，以维系基本生活；此外，还要发动社会的力量，使各种社工组织发挥作用，用专业的手段进行持续的帮扶；家庭的责任也要明确，确保家庭成员切实担负起监护义务；遏制家庭暴力，也需要法律的进一步保障。

庞扬礼说，只有社会多种力量一齐行动，才能织就一张温情而牢固的网。有这样一张网，方能让尽可能多的“脱轨者”回归社会，有尊严地活着。

为“流浪者”创造融入社会的机会

各国对流浪者的救助方法与经验，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。例如美国政府在救助管理上推行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政策，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助和社会资助，民间慈善机构在救助活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，仅纽约就有500家救助中心，其中最大的可容纳1000人、335个家庭，被救助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何时离开救助中心。印度则充分发挥了宗教组织的社会救助力量，给流浪乞讨者施舍食品，分发衣物，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。

百合义工的负责人“云淡风轻”说：“现在国内流行高调搞慈善，我的理解是，对流浪者和无家可归人员的救助应该是由政府和社会合力，尤其要明确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责任义务，相信社会上很多人都会愿意做这样的好事。但好人做好事的前提，必须有一系列的法律规范，且要有执行细则，这样明确以后大家才会有一个度，才能把好事做好做到位。”

何林也表示，流浪者是一个弱势群体、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，无论从人道主义出发，还是从整体利益上考量，都必须对流浪者进行救助，不可坐视其自生自灭，或者酿成社会悲剧。而从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看，这部分边缘人群确实存在着结构复杂多变、区域流动性强、不安定因素多等问题。这些人员多集中在人员密集的商业区、车站、地铁站等地方，是一个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。当这个群体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出现分歧，进而产生各阶层的价值观念、行为习惯上的一些差异时，很容易被各方赋予其他的含义，这并非孰是孰非的问题，而应当从社会关注、帮助、环境、管理等多方面去思考和面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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